為何改名

為何改名

改名就是重新起名，無論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只要名字不如意、不吉利，必須棄用另起。改名是自我的二次塑造，是對美好人生的策劃。

孫祥鍾改名為秦漢，蘇瑞芬改名為蘇芮，陳港生改名為成龍，何加南改名為梅艷芳，劉福榮改名劉德華，鄭創世改名為鄭少秋，李美林改名為李玟，關家慧改名為關之琳，梁碧枝改名為梁詠琪，許宏誘改名為許茹芸，熊威改名為熊天平，張淑琴改名為張庭，徐曉春改名為徐懷鈺，胡自雄改名為胡瓜……平實無奇的名字一經改動，便有了巨大的魅力。

起名是每一個人出生就有的常例，而改名是特例，不具有普遍性。但是，改名實際上也是起名，只不過原來就有一個名字，在此基礎上進行加工或更改，使改過的新名字能具有更豐富的內涵和實際意義罷了。

改名的事例古往今來實在不少，但改名要慎重，在改之前一定要驗證一下名字的吉凶，凶則改，吉就保留不變。否則吉改為凶，運氣很可能會越來越差，還不如不改。

孩子剛生下來或小時候起名，自己不能參與意見，大多由家人或親戚朋友決定。如此起出的名字，可能並不一定為孩子所喜歡，也不一定能體現出個人的性情和抱負。因此，長大後可能就需要改名。

改名的情形是比較複雜的。有的是純粹不喜歡過去的名字而改用新名。在前些年乃至現在的鄉村，人們還有給孩子起醜名的習俗。孩子長大後，尤其是讀書以後，覺得名字難聽、不雅，因而重新起名。有時候是自己起，有時候則是父母主動請人幫助改名。生活中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情形：一個孩子本來叫鐵蛋、么妹，到縣裡上中學回來的時候，卻變成了志堅、文援。又比如，魯迅先生的伯父本來叫“仲升”，北京話發音“仲升”與“眾生”相同，眾生又是被用來指稱牲畜的，含有罵人的意味，所以他不願意用，硬改了一個名字——伯升。

有人改名，不一定是因為原名封建、鄙俗，而想起一個更有意義的好名字。比如有的女孩子覺得“萍”“花”之類的不夠好，便換一個新名字，或者把名字中的這類字眼去掉，留下另一意義較好的。比如慧萍，去掉萍字，改成單名一個“慧”字。這類改名，動機在於對美的追求，改名者力圖使自己的名字與自己的審美追求以及社會普遍的美學理想諧調。

為準確、鮮明地表現名主抱負、志趣的改名，所占比例恐怕是最大的。父母、家人給孩子起名，往往離不開自己的感情以及對孩子的期望，而這些又並不一定能與孩子的情感願望吻合，所以就有改名的事情出現。如武則天、李自成的改名就是如此。又如宋代柳開，年輕時候傾幕韓愈，後來改名為開，自以為能別闢路徑、另開門道。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原名秋閨瑾，小名玉姑。後來為了表示女子不甘落後的抱負，去掉了名中的“閏”字，又自號“競雄”“鑑湖女俠”。

時代的變化風起雲湧，迅猛無常，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點，有些人為了表現其抱負和對理想的選擇，使其名達到“名如人”和“名言志”的效果，通常會毅然選擇改名。

如清末的革命黨人，投身革命隊伍後紛紛改名。蔡元培本是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字鶴卿。思想轉變後，改字子民，表示為炎黃的孑遺之民。徐悲鴻原名徐壽康，中國著名畫家。他從小家境不好，沒有上過正規的學校，但從小就愛好畫畫。為了在社會上謀生立足，常做苦工的他非常想進“洋學堂”讀書，可家裡沒有錢供他上學，又無人肯借錢給他。他深感世態炎涼，前途渺茫，不禁悲從中來，猶如鴻雁哀鳴，於是他改名為“徐悲鴻”，立志發憤求學，靠自己的才能立足於世。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各種思潮都吹到了中國，於是有人應“風”改名。著名作家巴金原名李芾甘，在巴黎留學時開始崇信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因此從二人名字中的首尾各取一字而成現名。教育家陶行知從少年時便佩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故名知行。留美後，他受實驗主義的影響，認為凡事並非知而後行，而應行而後知，於是改名為行知。

改名大多是自覺自愿的，但也不排除被動的情況。漢語同音字較多，偶然地寫了別字，又不好糾正，這樣將錯就錯的名字也是有的。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的改名就是如此。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4歲時，他赴日留學，不小心在護照姓名欄里填人了年齡“十四”。護照是不能塗改的，於是他就將“十”字添筆改成“李”。但“李四”這名字不雅，他抬頭一見“光被四表”的橫匾，就在“四”字後加了一個“光”字。“四光”有“四方光明”的意思，算是個不錯的名字。這種名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圈裡總能找到一兩個。不過，這種被動改名並非名主始料所及。

另外，也有非改不可的情形。在封建時代，帝王的好惡關係到一個人的身家性命。皇帝老子不喜歡的名字就得改。

古代人不但在世時要避現在和以前帝王的諱，而且在死後還要避後世帝王的諱，而其中唐代歷史學家、《史通》的作者劉知幾可以說是很不幸，他因避諱而幾次改名。

他原名劉知幾，先是避唐玄宗李隆基諱(“基”和“幾”算是同音字)而改為劉子玄，後又因避清代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諱，改稱劉知幾。而同時又由於劉子玄名字已流傳了近千年，不能銷聲匿跡，則又被改稱劉子元。這樣，劉知幾、劉子玄、劉子元三名一人，真不知九泉之下的史學大家知道後作何感想!

所以，對於帝王來說，為了給臣民減少因避諱而帶來的麻煩，比較理智的辦法便是縮小避諱的範圍，如唐太宗在即位時曾下令：“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

在古代舊社會裡，皇權是至高無上的，皇帝的名字同樣神聖無比。不僅是凡夫俗子，王侯將相，就是神仙也要避諱。

如神話傳說月宮中的仙女恆娥，因避漢文帝名“恆”字，也得更名為嫦娥。再如慈悲化身、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因其中的“世”與唐太宗李世民的“世”相同，唐以後一直避“世”字而簡稱“觀音菩薩”。

在今天，人們的起名、改名早已擺脫了皇權貴族避諱的陰影，獲得了真正的自由。還有一些人，為了隱蔽身份、身世而改名，主要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因躲避亂世而隱姓埋名。如漢初名相張良，本是韓國的公族，是姬姓。後因秦始皇滅韓，集亡家破國之恨於一身的張良，散家資千萬以報仇，終於得以刺殺秦始皇，椎中副車，使秦始皇驚出一身冷汗。良為躲避追捕，乃改姓為張。

又如明清之際的著名政治活動家、哲學家、自然科學家方以智，志比天高，曾自稱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識烹於一爐，發明千古不失的道理。但由於其早年受奸臣魏忠賢餘黨阮大鋮的誣陷，不得不輾轉浙江、福建等地，兩棄家室五變姓名。他先後名為吳石公，愚道人、方以智、大智等，又先後取別號弘智、藥地五老、浮山笑翁、浮廬愚者、天界戒子、黑立道人等，息交絕遊，過著由人世到出世的隱居生活。

這些改名的例子還有很多，如秦末的陳余、張耳、孔鮒等都曾隱匿真名而浪跡浮蹤。

另一種是為從事某種特殊活動，適應複雜多變的環境，而隱蔽真實身份，更改自己的姓名。

著名作家茅盾，原名沈雁冰。北伐戰爭的失敗，引起他思想上的極大震動。他因此由原先的文藝批評工作轉而開始創作活動。為了說明當時內心的矛盾和痛苦，他發表小說《幻滅》時所署的筆名是“矛盾”，後來由於《小說月報》的編者認為“矛盾”顯然是個假名，怕引起反動派的注意，會惹麻煩，於是改“矛”為“茅”。

為隱蔽身份、身世而改名，一般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用到。保持高度隱蔽是這種改名方式的唯一目的，因此，只要改後名字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可以說是一個好名字。

人們常常會因思想和身份的變化而改名，在改名的過程中，他們也會因各自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改名態度。比如說老百姓改名比較隨便，知識分子改名很講究，志士仁人改名充滿激情，帝王將相改名故作高深。

我國歷史上一些帝王將相的名字，開始是不很雅的。如漢高祖劉邦小名劉三，魏武帝曹操的小名阿瞞，明太祖朱元璋小名重八，等等。

在近現代，由於思想和身份發生變化而改名的現象更是司空見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原名體乾，後改宗光，人仕途以後又改名復，晚年思想趨於保守，潛心著書立說，又取號愈野老人。其思想認識的變化軌跡在他的名字上得到了鮮明的體現。